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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以后,梁启超持续发力,先后撰有《清代学术概论》(1920)和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(1923-1924),后者更激起钱穆、蒋维乔、侯外庐等人的著作。自1904年撰写《近世之学术》开始,梁氏即以考证学为清学正统,赞其有“科学的精神”与“分业的组织”。此后遂形成一种高调:以晚明为“经世之学”或“启蒙思想”的代表,进入清代遭遇挫折;而作为其“反动”,考据学的“科学方法”乘间而起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将之归结为“时代思潮”(Zeitgeist)的涨落:“凡文化发展之国,其国民于一时期中,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,不期而思想之进路,同趋于一方向,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。始焉其势甚微,几莫之觉,寖假而涨——涨——涨,而达于满度;过时焉则落,以渐至于衰熄。”